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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石与石发-《中国医学通史》

矿石何时开始作内服药,现在已难以确知,不过从淳于意的《诊籍》来看,扁鹊已有了“阴石以治阴病,阳石以治阳病”的理论,淳于意引的古《论》中,也已有“中热不溲,不可服五石”的告诫(司马迁《史记》卷一O五扁鹊仓公传。见《二十五史》第31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,上海书店1986),可知春秋战国时期,人们服用石药已经相当普遍。

古人最初服用石药的目的是治病还是养生,已无法作出确切的判断,所以上述记载不足作为断定服石发端时期的依据,而当时的文学作品《楚辞》中,已有“登昆仓兮食玉英,与天地兮比寿,与日月兮齐光”(屈原《涉江》见朱熹《楚辞集注》第7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)等语,可以认为这些诗句反映了战国时代的服石活动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《养生方》中记载:“冶云母”以麦籍为丸如酸枣大,服后“令人寿不老”(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《马王堆汉墓帛书(肆)第118页第1版北京:文物出版社1985)。据此可知,秦汉以前确实已有服石活动。

秦始皇曾多次派人寻求不死之药。汉武帝追求长生而餐玉屑,曾“立仙掌以承高露”(陈焘《三国志》卷二十一魏志卫觊传:昔汉武信求神仙之道,谓当得王表之露,以餐玉屑,故立仙掌以承高露”:见《二十五史》第1139页)。还派数千使者去寻找蓬莱仙人。秦皇汉武的笃信挚求,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。“食金饮珠”、“餐玉”的服石活动,渐渐盛行于世。西汉时期己有多种矿物被选作长生药,人们不仅自己采食,而且作为商品进行交易。《神农本草经》基本上总结了汉代以前的药学成就,书中把丹砂、石钟乳、石胆、曾青、禹余粮、白石英、紫石英、五色石脂等18种石药,被列于“轻身益气、不老延年”的上品药中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代服石的具体内容,为我们理解汉代服石提供了一定的帮助。

六朝时期的服百活动虽然也涉及多种矿物药,但其最突出的特点是服散之风的盛行。所谓“服散”,是指服“寒食散”而言。“寒食散”的名称来自服药后的节度方法,凡服后须寒饮、寒食、寒衣、寒卧将息的方药,都称之为“寒食散”,因而“寒食散”并不是特指某一特殊方剂,而是对一类方剂的泛称。

“寒受散”的来源,可以追溯到东汉时代。最早注明“宜冷食”将息的“侯氏黑散”和最早直呼“寒食”的“紫石寒食散”,都首载于《伤寒杂病论》中(汉·张肿景《金匮要略方论》第17、58页,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56),所以皇甫谧得出“寒食草石二方出自仲景”的结论(隋·巢元方《诸病源候论》卷六第33-35页,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55)。魏晋时期,在仲景方的基础上,又衍生出“五石更生散”、“五石护命散”、“三石肾气丸”、”靳邵散”、“五石肾气丸”、“三石肾气丸”等多种方剂,这些方剂虽然都曾被当作“大药”、“上药”服用,但其中最著名的却是“五石更生散”和“五石护命散”,所以“寒食散’,和“五石散”几乎成了完全等同的概念。

但是,“寒食散”中多为燥烈剧毒之药,能引起严重中毒,变生种种疾病。如寒热时作、局部疼痛、体发痈疮,或出现泌尿系、消化系、神经精神症状。这些病症反复发作,经久不愈,甚则致残丧生。服散中毒在疾病谱中增添了新的内容,医生们给予了充分的重视,称之为“寒食散发侯”,纷纷研究预防和治疗方法,葛洪、秦承祖、皇甫谧、曹歙、道弘道人、陈延之等,都有相关的论述保留在《诸病源侯论》、《外台秘要》、《医心方》等医学著作中,其中以皇甫谧的《寒食散论》最具代表性。

皇甫谧曾经躬行服散,散发后自己调治而愈,所以服散发动者多来向他请教救治方法。曾有一姜姓患者“以药困绝”,经皇甫谧救治脱险得生,当时正服散发动的平阳太守刘泰听说后,遣使者询问解救方法。皇甫谧“辞不获已,乃退而惟之,求诸本草。考以《素问》,寻故事之所更,参气物之相使,并列四方之本,注释其下,集而与之。”(巢元方《诸病源候论》卷六第31页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55),这就是所谓的《寒食散论》。《诸病源候论》卷六“寒食散发候”所引“皇甫谧云”,当是《寒食散论》的主要内容。

皇甫谧认为,造成散发不够的原因,主要在于服散失其节度,故即首先提出了严格的将息节度方法。他指出,服散须臾要以冷水洗手足,待药行之后,则脱衣冷水极浴,常当寒衣、寒食、寒饮、寒卧;常饮酒令体内熏熏不绝;还须烦劳,如行走、跳涌、劳动出力等。这些方法可能具有一定的解毒和排毒作用,后世医家曾用之于丹药及其他石药中毒的预防和解救。

当然,六朝时期解救散症,并不止皇甫谧一家之法。如道弘道人著《解散对治方》,首创药物“相对”、“相动”理论,认为五石散中的石药分别与方中的草药相对,由于相对的药物可以相互发动,从而导致不同的散发症状。如:“钟乳对术,又对括萎,其治主肺,上通头胸,术动钟乳,胸寒短气;钟乳动术,头痛目疼。”(隋·巢元方《诸病源候论》卷六第32页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55),这样,就把散发症状同药物、脏腑特异地联系起来,治疗时则从相应的脏腑入手,显然与皇甫谧“六反”、“七急”、“八不可”、“三无疑”很不相同。《解散对治方》的理论,虽被孙思邈收入《千金要方》卷二十四中,但在晋代却不为医家所推重,《小品方》即指出“对治新方”不可轻信,唯有皇甫谧的节度之法可从。(隋·巢元方《诸病源候论》卷六第33页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55)

皇甫谧的服散节度方法的救治措施虽然被人们所接受,但其实际效果却大为可疑,即以他自己的评价,也不过“释朝夕之暴卒”而已,并不能“终蠲此疾,没齿无患”,所以服散发动,经久不已,医治无效,致残毙命者大有人在。

服散的动机、流行及衰落:不少人认为“五石散”只是一种房中药,这种观点带有很大的片面性,综合古代文献记载,加以深入分析,就会发现服散目的大致有三个方面,以主次为序,则是补虚、长寿、增强性功能。

皇甫谧的《寒食散论》是考察服散可以依据的最早文献,他说:“近世尚书何晏,耽声好色,始服此药,心加开朗,体力转强,京师翕然,侍以相授,历岁之困,皆不终朝而愈。”(隋·巢元方《诸病源候论》卷六第33页影印本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),十分明显,“寒食散”一开始就被用来补虚,也是以强壮剂行世的,后来则作为高级补养药用于强壮身体,统治百病。余嘉锡在罗列了50余条六朝服散事例之后指出:“当时士大夫翕然从之。宋尚(宋尚西晋医生,著《太一护命石寒食散》,已佚),更推广之以治一切之病,由是自西晋至南北朝,争相服饵,几成风俗,岂皆有劳伤之疾哉?以为护命散无病不治,且久服可以长生故也。”(余嘉锡《寒食散考》见《余嘉锡论学杂著》第210页第1版北京:中华书局1963),正如余氏所言,服“寒食散”的另一目的是延年益寿。秦承祖说:“夫寒食之药,故实制作之英华,群方之领袖,虽未能腾云飞骨,练筋易髓,至于辅生养寿,无所与让”。(《医心方》卷十九第452页,影印本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),《千金翼方》《医心方》等多认为,熊使弱者复壮的药物,当可延年,故而无病之人服“寒食散”多希图延年益寿。

孙思邈说:“有贪饵五石,以求房中之乐”(唐·孙思邈《备急千金要方》卷一第2页,影印本,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),由此可知,“寒食散”确曾被当作房中药。

魏晋道德观的转变,也是服散之风盛行的重要条件。曹魏正始年间,人们开始用理性的眼光审察和批判过去的一切,“名教”和“自然”的关系成为玄学家们的重要论题,王弼的“祟本息末论”,强调扶植人的朴素情感和自然本性,嵇康则更明确地提出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的主张。在玄学理论的影响下,人们开始强调人的真情实感、自然之性和个性,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名教的桎梏及名利的束缚,从旧道德观念的禁锢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。人们可因“散发”违命,也可以饮酒居丧。服散后的种种放荡行为,都不被视为违犯道德轨范而受到指责,这在两汉时代是不可想象的。

服散之风盛行约300年后开始衰落了,其根本原因则在于“寒食散”药性酷烈,“将息至难”,服散造成的一系列特殊病症引起了社会警觉。唐代服“五石散”者已不多见,人们多单服钟乳石、白石英、紫石英等强身延年,服石的历史呈现出一大转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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